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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的历史
1902—1914年
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由清末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设立。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12日陕西巡抚升允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关于开办陕西大学堂的奏本,其中有光绪皇帝“著即督饬,认真办理,务收兴学实效,单并发”的亲笔朱批。奏本内容表明,早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陕西已拨库银二万两兴建陕西大学堂,首批录取的40名学生于1902年3月25日开学上课[8] 。1912年3月,成立了以张凤翙为会长的西北大学创设会,并推原陕西法政学堂校长钱鸿钧为校长,积极筹建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最初定名为“关中大学”,1912年10月改今名。其前身为创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关中大学堂,以及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三秦公学等校。其中关中大学堂(1905年改为陕西高等西北大学)位于咸阳、长安两县考院旧址(今西安市东厅门),是为今天西北大学的历史源头;陕西法政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位于今西安市老关庙什字万寿宫),是由陕西巡抚曹鸿勋在原课吏馆的基础上,根据北洋法政学堂成规创办的,为民国前培养官吏及法、商人才的专门西北大学,它以后直接成为西北大学早期校舍所在地及专业设置和师资构成的根基;而农业学堂的校址则成为今天西北大西北大学舍的永久基础。这一时期的西北大学设有大学部、大学预科及文科、法律科、商科、边务科、农科等专门部,于1912年春开学。到1913年时,在校学生总数达到1484人(不含从法政学堂转来的甲班毕业生、蚕桑科简易班学生和附中学生)。在1912至1915年间,还向日本送出两批留学生。教师组成除有数名 前清 举人外,多系留日归国学生。西北大学还设有出版部,创办了学术刊物——《学丛》。[9] 西北大学研究人员此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发现西北大学于1913年创办的《学丛月刊》,该刊早于《清华学报》、《复旦》、《北京大学月刊》等学报,仅晚于东吴大学的《学桴》月刊而成为全国最早的综合大学学报之一。
正当西北大学初具规模、诸事渐入正轨之时,陕西政局急剧变化。1914年6月, 袁世凯 以扬威将军衔将张凤翙调入北京,遣其亲信陆建章率兵入陕,夺取了陕西都督兼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的职位。当年冬,陆建章派兵将西北大西北大学长钱鸿钧逮捕入狱,派关中道尹宋焕彩接任校长。西北大学随之日渐衰落,到1915年春季开学时,仅有学生百余人,于开学不久即被陆建章宣布撤销,改为公立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第二十中西北大学址)。之所以改为以法政为主的西北大学,其关键是法政为西北大学的学科主干,实际上是保留了西北大学的根基和血脉。而其校政主持者,亦为与西北大学密切相关者。[9]
1915—1923年
从1915年到1923年底,其四任校长中:第一任校长周镛(石生)为原陕西高等学堂监督;第三任校长郗朝俊为原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农科学长,原高等学堂留日法学学士,1946年8月起复任西北大学法律系教授,主讲宪法;第四任校长蔡江澄(屏藩)于1923年长校不久,即被任命为国立西北大学重建筹备主任、交际主任兼法科专门部(后改法学系)主任、教授评议会成员等。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不仅保留了西北大学的学科主脉,而且也保留了其优良的革命传统。
1923年,陕西省省长、军阀刘镇华顺应时势,重建西北大学。傅铜、李仪祉相继任校长。在西安讲学的康有为为西北大学书写了校牌。校址选在1912年创建时的原址——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今西安市二十中学),又将市内东大街省教育厅(原陕西日报社旧址)增为预科新校舍。1923年,在曹锟贿选总统的前夕,西北大学经北洋军政府正式批准立案。之后,又将陕西法政专门西北大学、陕西水利工程专门西北大学、渭北水利局附设之水利道路工程专门西北大学及甲种商业西北大学等并入。[9]
1924—1936年
1924年3月正式开学。全校设四院: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社会科学院(史学系、哲学系、教育学系、法学系);自然科学院(数理化学系、生物学系);应用科学院(农学系、林学系、工学系)。以后,按师资、生源情况又设法科专门部、工科专门部、国学专修科和蒙藏文专修科。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建国后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名水利学家李仪祉、五四时期以著名长篇抒情诗《婉容词》而蜚声诗坛的吴芳吉、著名文学家胡小石等均被聘为教授,到校执教。最为轰动的是1924年暑假,邀请 鲁迅 等名流前来西北大学讲学。应邀前来的还有 爱因斯坦 的中国学生、北京大学前理学院院长夏元王栗,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王桐龄、林砺儒,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陈定漠, 东南大学 教授陈钟凡、刘文海等。这无疑为闭塞的西北,投下一束文化之光。
1927年1月,国民联军解围入城后,以总司令部名义命令:“以该校(西北大学)所有一切校产经费改办中山学院”。这次收束西北大学和改办中山学院的筹备委员会由王凤仪、李寿亭、赵葆华、刘含初和李子洲5人组成。其中王凤仪为西安被围期间李仪祉离陕后西北大学的代理校长(1925年冬~1927年1月18日)。中山学院筹建时对西北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去留容纳、高年级学生的函送府考录用或插班,以及旧欠西北大学教职员工工资和外债等均做了妥善处理,方于1927年3月10日正式成立,表明了新的延续性。不少学生继续在该校学习,也有不少进步教师继续留任。由于中山学院系国民联军司令部与共产党合办,故当时在西安中山军事西北大学任教的 邓小平 等人也常到中山学院兼课。[9]
1937—1948年
1937年,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危机,芦沟桥事变爆发,大片土地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平津地区的一些著名高校遭到空前的浩劫,遂有在长沙和西安设立西南和西北两个临时大学之举。1937年9月10日,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为基干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教育部长王世杰任主席,聘任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为筹备委员。随后,又指定北平大西北大学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西北大学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四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西北大学下设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大学院,24个系。临大一开始就遇到极大困难,经多方努力,全校才在西安市城隍庙后街4号、小南门外抗战内迁来的东北大学(今西北大西北大学址)和北大街通济坊三地栖身。经过2个多月的筹备,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学,是为西北大学重建之始。据1938年2月10日统计,在校学生人数总计为1472人。黎锦熙、曹靖华、许寿裳、赵进义、傅种孙、张贻惠、张贻侗、刘拓、岳吉力恒、金树章、黄国璋、黄觉非、章友江、沈志远、季陶达、寸树声、马师儒、袁敦礼、董守义、虞宏正、李仪祉、张伯声、潘承孝、萧连波、李仙舟、吴祥凤等著名教授被聘到校任教。
1937年底,日寇逼近潼关,飞机亦频频轰炸西安。教育部遂令西安临大迁往陕南。1938年3月16日正式迁离西安。师生们步行250多公里,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历时半个多月,到达汉中。全校被分别安置在3县6个地方,校本部设在城固县城。1938年4月3日,教育部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50次会议通过之《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西北大学整理方案》,令西安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全校设有文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6个学院,23个系。1938年7月,奉教育部令,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今天的东北大学)、焦作工学院(今天的中国矿业大学和河南理工大学)合并,独立为国立西北工学院(1938.7-1950.12)(又名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西北大学合组为国立西北农学院,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9]
1939年8月8日,教育部又令改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为国立西北大学,并指定西安为永久校址。同时,原师范学院和医学院亦独立设置,分别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和国立西北医学院。西北大学将原文理学院分为文、理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下设有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等12个系。1939年9月,国立西北大学正式开学。行政体制改西北联大的校务委员制为校长负责制。在城固时期先后由胡庶华、陈石珍、赖琏、杨宙康、刘季洪出任校长。这一时期新聘任的著名教授有赵学海、刘鸿渐、姜琦、杜光埙、高文源、卢峻、于赓虞、曹国卿、杜元载、萧一山、汪奠基、罗章龙、黄文弼、周传儒等。1945年9月,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第一次访问西北大学,作了题为《科学与民主主义》的学术报告,并向图书馆赠送了数百册英文书刊。1941年底,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到校作了有关书法的学术演讲。
1944年10月,岳吉力恒教授在校主持了中国物理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西北分会的学术讨论会。西北大学还相继创办了《国立西北大西北大学刊》、《西大学报》、《西北学术》等10余种学术期刊,反映了这一时期西北大学学术的繁荣景象。[9]
1949—至今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西北大学随即于1945年8月开始筹备迁回西安。9月20日,教育部明令,将东北大学西安校址(早期西北大学农科原址),准拨西北大学使用。1946年夏,西北大学全部迁回西安。1946年5月,教育部令将原国立西北医学院汉中部分,自1946年度起并入西北大学,改称西北大学医学院。此时全校共有4院15个系。理学院之地质地理系,于1947年初经教育部批准,分为地质、地理两系。迁回西安后,先后由刘季洪、马师儒、杨钟健、岳吉力恒等出任校长或代校长。这一时期,新聘教授、副教授71人,其中有张西堂、傅庚生、王子云、侯宗濂等教授来校执教。西北大学的学术活动尤为活跃,仅1947至1948年,正式安排的大型学术演讲就有30余次。裴文中、屈武、郑伯奇、吴雨僧、陈梦家等著名人士先后到校进行学术交流。[9]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西北大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49年7月,陕西师范专科西北大学、陕西商业专科西北大学、陕西省立医学专科西北大学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3月,南郑师专分校并入西北大学;1950年4月原并入西北大学的医学院独立为西北医学院(即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1952至1953年,全国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时,将英语系二、三年级并入北京大学,一年级与俄语组教师并入西北俄文专科西北大学(后发展为今西安外国语大学),原兰州大学经济、银行会计系并入西北大学,连同原西北大学财经学院调整为经济、企业管理、会计、统计4系;1952年11月,少数民族系迁往兰州,并入西北民族学院。1953年师范学院独立为西安师范学院(后发展为今陕西师范大学);1954年成立法律系,1958年法律系分立,与西北政法干校合并,成为西北政法学院;1958年,该校和中国科学院、中科院陕西分院联合建立了化学、物理、半导体、生物、地理、历史、考古、原子物理、电子学、计算数学等10个研究所室。这些研究所室后来大都成为中科院和陕西省及西北一些科研单位的前身,为陕西和西北科技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4] 1960年经济系与他校合组为西北财经学院(今陕西财经学院);1972年陕西工业大学撤销,该校化工系并入西北大学。[9]
1959年以前,西北大学为高教部直属的14所综合大学之一。1959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将西北大学改归省属。1949至1997年间,先后由岳劼恒(代)、侯外庐、刘端棻、苏贯之、郭琦、巩重起、张岂之、郝克刚、陈宗兴、王忠民执掌校政。
1992年12月,陕西省政府决定“将西北大学作为重点建设院校,积极争取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1993年6月,陕西省政府决定投资3亿元,重点建设西北大学,并批准了《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规划》,同时决定将西北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列入陕西省中长期发展规划。1996年10月4日至6日,顺利通过了“211工程”部门预审。1997年6月4日,又顺利通过了“211工程”立项专家论证。[10]
2001年6月,教育部确定南京大学为对口支援西北大学。[11]
2016年5月,故宫博物院与西北大学联合成立故宫学院(西安)签约暨揭牌仪式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举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陕西省副省长庄长兴共同为故宫学院(西安)揭牌。根据协议,故宫学院(西安)成立后,将致力于培养文博专业人才、传播先进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促进高水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与成果交流。[10]
2017年5月,西北大学与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联合成立陕西高校“长安联盟”。[12]
2017年8月,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组织的地方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新建基地评审工作已经结束。西北大学的“早期生命与环境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等21个引智基地作为建设项目予以立项,入围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13]
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西北大学入围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14] 9月29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日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的倡议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广岛大学、长崎大学、上智大学等7所大学发起成立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创价大学、岩手大学、香川大学、樱美林大学、武藏野大学等14所大学也参与到该联盟中。发起成立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3] 9月30日,西北大学与西安市第一医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暨“西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挂牌仪式在西安市第一医院举行。双方将通过院校联合、医教协同,推动科研、教学、临床齐头并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5]
2017年11月,西北大学荣获“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宁阳一中搬迁到哪里
宁阳县第一中学,创办于1954年,是一所公立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先后与山东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体育学院、中国矿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等院校结成友好学校,成为其生源基地或实习基地。
西农为什么不搬到西安
西农不搬到西安是因为搬迁可能会影响学校的历史遗产。
1、原因: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34年创建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位于杨凌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学校在此地建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传统,搬迁可能会影响到这些历史遗产。
2、师资力量:
西北农大有国家级教学名师3人、省级教学名师22人,杰青等省部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213人。拥有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4个、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团队3个。
学校共有28个学院(部、所),14个博士后流动站,16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9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1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77个本科专业。
获得的荣誉和特色专业:
1、获得的荣誉:
2022年3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入选陕西省2021年度双百工程先进单位拟表彰名单。
2022年5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荣获14项陕西省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
2023年3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斩获银奖。
2023年2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支持计划。
2023年2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荣获多项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
2、特色专业:
王牌专业有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资源环境科学、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农业水利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葡萄与葡萄酒工程、生物技术、农林经济管理等。设有研究生院和28个学院(部、所),77个本科专业,涉及理、工、农、医、经济、管理、文学、法8个学科类别。
殷良弼是哪里人
殷良弼
殷良弼(1894—1982),林学家、林业教育家。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在教学思想上不受传统束缚,从国情出发采取各种方式,培养了不同层次的林业科技人才;坚持“办好林业教育,必先办好林场”边学边干的方针。在从事教学之外,进行林产化学的研究,密切结合生产,致力于木材炭化、纤维、精油、油脂、药材及食用菌等林特等产品的制造与培养。在木材炭化方面,曾发明二重障壁制炭窑及烧制磨炭法。
中文名:殷良弼
国籍:中国
出生地:江苏省无锡市石塘镇
出生日期:1894
逝世日期:1982
职业:林学家、林业教育家
毕业院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科
代表作品:拱热式炭灶之制炭干试验
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
殷良弼,号梦赉,生于1894年11月1日。世居江苏省无锡市石塘镇,世代务农。家境清寒,童年随父耕耘,养蚕。自幼聪颖,一家省吃俭用,供他一人读书。1901年人私塾,1905年人小学。殷良弼目睹农村生产落后,深感农事艰辛,从小立志学习农业,改进农业生产技术。1912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农校。1914年以同等学历考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科。1917年7月毕业,是我国高等林科第一期毕业生。由于学习成绩优异,经学校推荐,被北洋政府教育部选派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农学部林学科学习。殷良弼主攻林产化学和木材工艺,并研习森林工程、森林治水、森林艺术及森林生产等学科。1920年8月学成回国,即受聘回母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任教员。192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将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北京农业大学,殷良弼继续受聘任教员。1924年转聘到浙江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即浙江大学农学院前身)任教员。1925年,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出资创办福建省厦门集美农林学校,特聘请殷良弼任教授兼校长。殷良弼欣然就任,鼎力筹建,并亲自主持创办林场,开闽南农林教育之先声。1928年受浙江省建设厅之聘任该省第四林场场长。到任后,即亲赴浙东一带勘察山林,组织规划设计,指导建立苗圃、营造森林。1931年7月,殷良弼再度受聘回母校任教授,兼林场主任。“七·七”事变后平津6所大学奉命迁往内地。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迁往西安,合并成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殷良弼毅然离家,只身随校西迁,到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任教授。1938年由于国民政府对日寇侵华采取不抵抗政策,引起广大爱国师生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学潮迭起。国民政府竟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解散西北联合大学。农学院被强令迁往陕西省武功,与当地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改组成立西北农学院。殷良弼受聘任教授。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在兰州市榆中县成立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殷良弼被调任该校教授兼教务主任及森林科主任,负责教育行政管理职务。1945年抗战胜利,殷良弼回到西北农学院任教授,兼农林试验总场副场长。国民党为纪念国民革命元老陈英士在江西成立的英士大学,于1947年迁至浙江省金华。殷良弼受聘任该校教授,兼森林系主任。1949年5月金华解放,殷良弼被任命为校务管理委员会委员,兼总务长和秘书长。当年7月殷良弼北上到华北大学农学院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北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殷良弼参加组建工作,并就任森林系系主任、教授。1950年,华北大学农学院原设在山西灵空山的森林专科学校,迁至河北省宛平县(今北京海淀区)北安河村的秀峰寺、飨堂,由北京农业大学接办,并增设林业干部训练班,殷良弼兼任森林专修科及林业干部训练班主任。1952年5月,在北京成立了北京林学院筹备组,唐子奇任组长,殷良弼、范济洲任副组长。经教育部批准,于当年8月开始,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森林专修科和河北农学院森林系,正式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1953年2月,平原农学院部分教师和干部,也被调整并入北京林学院。临时校址设在北京市海淀区北安河村西北的大觉寺、普照寺、莲花寺、秀峰寺、飨堂等一带寺院。殷良弼是北京林学院第一任教务长、教授。1957年,北京林学院创办高等林业函授教育,殷良弼被任命为函授部主任,具体负责筹办,是为我国高等林业函授教育之始。殷良弼从1952年北京林学院成立后30年间,先后历任教务长、副教务长、函授部主任、系主任等职。殷良弼为林业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在我国林业教育发展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不愧是我国高等林业教育的开拓者之一。
为林业教育事业奋斗一生
殷良弼从日本学成回国后,深感中国林业太落后,必须大力培养林业科学技术人才。他为自己选择了“育人”之路,从此和林业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60年的教育生涯中,他是好几所农林院校的创办人之一,担负各种教育领导管理职务,长达50多年。而每任无不尽心竭力,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认真地把工作做好。殷良弼以谦虚谨慎、事必躬亲著称,许多有关教育管理的规章制度都是他亲笔起草的。订教育方案、聘师资、选基地、办林场、筹建各试验室等等,无不亲自动手带头干。1948年,台湾大学给殷良弼寄来路费,聘请他赴台任教。殷良弼虽已整装待发,但当他看到革命形势发展迅速,胜利指日可望,于是义无反顾地将路费退还,选择了迎接解放,投身革命之路。
殷良弼自从1949年7月到华北大学农学院之后,就加入了社会主义林业教育开拓者的行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殷良弼参加将华北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3所大学的农学院合并组建北京农业大学的工作,眼见林业科学技术人才奇缺,合并后的森林系学生寥寥无几,四年级没有学生,三年级只有1名学生,二年级不过十来人。为了扩大和加速林业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他积极倡议并支持从其他各系动员部分学生转学森林系,使一年级学生增加到50人。这是史无前例的。1950年,殷良弼兼任森林专修科和林业干部训练班主任。该班地处北京西北山区,远离校本部20余公里,校舍简陋,办学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而他经常不顾道路泥泞,风雨无阻,定期坚持步行上山上班。殷良弼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认为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主张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条件,采取各种方式,培养不同层次的林业科学技术人才。殷良弼不顾办学条件艰苦,上书林业部,建议将森林专修科列入林业高等教育的一个层次,在大学本科招生落选的学生中招收专科生,从而正式开办了大学林业专科教育。殷良弼极力主张千方百计挖掘潜力多招生,条件不足则因陋就简,可以边办学、边建校。1952年中央决定成立独立的林学院,同年5月林业部开始组建筹备组,7月经高教部同意,正式成立北京林学院筹备组,殷良弼受命任筹备组副组长。这时他已年近花甲,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重新焕发青春。他四处奔波,选校址、筹建林场、选聘师资无不操心劳力,筹划备至,是北京林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北京林学院成立后,殷良弼就任第一任教务长。他亲手草拟了第一份《北京林学院暂行教务通则(草案)》及有关教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殷良弼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严格按规章制度办事,身体力行,一丝不苟,他竭诚拥护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在历次的教育改革中,都十分认真学习中央改革精神,积极参加改革,对稳定北京林学院的教学秩序、逐步深入教学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
殷良弼业务基础扎实,学识渊博,为人谦虚谨慎,对工作从不挑拣,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对别人往往难以开出的课程,他都能欣然承担,让他教什么课,他就教什么课。他先后开出的课程有:造林学、森林利用学、林产制造学、森林工程学、木材学、木材工业、伐木运材及工程、理水防砂、造园学、林业史、林业法规管理、森林学、狩猎学、热带林业等14门之多。他治学严谨,对教学非常认真,每开出一门课,必先查阅大量资料,由于熟谙日、英两国文字,又懂法文,他经常阅读国外有关资料,以充实讲稿内容。为了讲求教学效果,他特别重视板书,以板书多、快、整齐而著称,有时甚至亲自刻蜡版,印发讲义给学生,以克服由于我国方言复杂造成的障碍。同时,他对实习、实验格外重视,总是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让学生都能参加实践。殷良弼的学者风度和黄牛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办好林业教育必先办好林场
殷良弼认为林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主张要办好林业教育,必先办好林场。1925年,他在任集美农林学校校长期间,亲自主持创办了天马山林场。继而,在浙江省任第四林场场长期间,他亲自调查了普陀山、宋六陵、会稽山、天台寺等一带山林,指导林场规划设计,组织培育苗木、营造森林,成效显著,并给林业学校学生实习积极提供方便。1931年,殷良弼在再度回母校——北平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任林场主任时,主持开垦了罗道庄北平大学农学院北门外荒地,建立苗圃,培养苗木;选择洋槐、国槐、榆树、油松、侧柏、检柏等适生树种,营造大片森林,成为平西的风景区,是为北京附近大面积营造人工林之首创。抗战期间,森林遭毁坏,现仅留下的北京阜城门外钓鱼台以西玉渊潭公园的大片洋槐林,就是殷良弼当年亲手营造起来的。他并不以此为足,还亲自奔走,争取到当时教育部的同意,将其所属大、中、小学的植树造林地——西山薛家山林场,委托北平大学农学院林场接管,经过整顿,兼作学生实习用地,成为全国提倡植树造林的楷模。继而,又增建了老山分场和南口分场,南口林场在居庸关下,土沙冲刷严重,经造林、挡风、保土,开华北保持水土之先声。殷良弼在垂暮之年回忆往事时说:“我经营北平大学农学院林场,前后有20余年,虽非我一手经办,然而,先后曾组织并参与设计、规划和整顿,尽心尽力,是我一生中较有成就的一项事业。”此后,他在西北联合大学、西北技艺专科学校及西北农学院等任职期间,除继续关心林场工作外,还主动参加陕南森林调查队,亲赴沔县(今勉县)的观音寺、黑河、汉水上游各地调查老林。1943年还带领人员赴陇南洮河、白龙江、西汉水流域,考查森林资源,并写出开发这一带森林资源的报告,上报重庆国民党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殷良弼对中央提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十分拥护,并认真贯彻执行。1949年,殷良弼积极支持北京农业大学施行: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下农场,结合生产季节,干什么、学什么,边干、边学,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农耕实习。1950年为抵御帝国主义的封锁,林垦部决心自力更生,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橡胶林生产基地。为此组织林垦调查队进行勘察。殷良弼认为这不仅是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需要,同时对学生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增长专业才能也是一次极好的锻炼机会。他亲自率领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及森林专修科师生100余人,南下广东、广西、海南岛参加林垦调查队工作,在两广万山中进行考察,经过一年的共同努力,最后提出了开发的具体意见,为我国建立橡胶林基地作出贡献。北京林学院成立后,殷良弼为选定和筹建教学、科研基地,亲自奔走,在北京西山、妙峰山一带考察山林,在学校先后接管的北京海淀区秀峰寺、飨堂、杨家花园、九王坟、寨尔峪、金山寺、莲花寺、普照院、大觉寺等寺庙的房屋和山场,建立北京林学院试验林场的过程中,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并积极支持到东北林区选辟原始林实习基地。
林业科研必需重在实用
在科学研究方面,殷良弼主张林业科学研究,必须结合林业生产的特点,研究课题要重在生产实用价值。殷良弼从事的科学研究,无一不是来自生产,又回到生产中去。殷良弼的研究工作大多是以利用林场或森林调查队为基地,进行科学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就能在各林场应用推广。密切结合实际,是他长期坚持科学研究的主要特点,生产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他不追求研究大项目、大课题,而是注重小课题、实用题。所以,他的科学研究面很宽,不局限于一个方面。他主攻林产化学,曾致力于木材炭化方面的研究。抗日战争前,我国烧炭技术落后,难以烧制成可供炼金、银用的钢炭。殷良弼广泛收集并研究日本烧制各种炭的经验和技术,发明了“二重障壁制炭窑”解决了木材炭化的质量和产量,取得了显著成效。他还为商业单位研究烧制成功印刷镌版用磨炭。在林副特产的利用方面,他进行了很多项目的研究,如:早年在北京地区引种薄荷,并提炼薄荷油;利用棉花杆皮剥制纤维,制造纸浆;研究剥棕榈皮制造各种用具;利用核桃榨油等等。他还在西北老林区研究栽培药材和食用菌;在1958年大跃进中研究了提炼香精油技术等等,都取得了成果,并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不愧是林业科技战线上的一名实干家。
献身教育事业
殷良弼热爱林业教育事业,六十年如一日,为之呕心沥血,奋斗不息。他为祖国培养出的高级林业科学技术人才,遍布全国各林业岗位上。其中,有许多已成为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或党政高级领导管理干部;还有不少是港、台及国外的专家学者。每当校友们回忆起过去,无不铭记殷良弼先生所付出的心血。寒暑冷暖六十载,姹紫嫣红千万枝。殷良弼一贯关心林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热心参加林业科技界的学术活动。抗战前,殷良弼是中华农学会、中华林学会和中国植物学会的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殷良弼是中国林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第一、二、三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还是北京市林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长。1955年《林业科学》编委会成立,他被选任编委会委员;50年代成立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他被选任林业学组副主任委员。
殷良弼于1957年参加九三学社,任九三学社北京林学院直属小组组长。
殷良弼的一生,谦虚谨慎,胸怀坦荡,为人正直,平易近人,不为名、不为利,对人满腔热情,对事业忠心耿耿,德高望重,深受人们尊敬和信赖。1959年被评为北京林学院先进工作者,1956年后相继被选为北京市海淀区第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受严重的冲击和迫害,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并亲身经历了十年辗转搬迁的磨难。但是,他始终坚信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对国家的事业更充满信心。他能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他生病期间,仍然关心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坚强的毅力,坚持学习,并和亲友们共同探讨国事。1980年针对我国林业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曾联名向中央写信,提出宝贵的建议。1982年9月5日,他虽已卧床不起,仍坚持为中国林学会成立六十五周年纪念亲笔题词“绿化祖国”四个大字,把他的毕生夙愿留给后人。在临终前他眷恋着他一生为之奋斗过的地方——培养林业人材的摇篮,请求:“我死后,请将我的骨灰埋在妙峰山林场。”
1982年12月16日21时,殷良弼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88岁。
殷良弼先生简历
1894年11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
1914年,毕业于苏州省立第二农校。
1917年,毕业于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林科。
192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
1920年—1923年,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造林学教员。
1923年—1924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员。
1924年—1925年,任浙江省立农业专科学校教员。
1925年—1928年,任福建省厦门集美农林学校校长、教授。
1928年—1931年,任浙江省天台第四林场场长。
1931年—1937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兼任林场主任。
1937年—1938年,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
1938年—1939年,任西北农学院教授。
1939年—1946年,任兰州西北技艺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和森林科主任。
1946年—1947年,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任农林总场副场长。
1947年—1949年,任浙江英十大学农学院教授,兼任森林系主任。
1949年—1952年,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任森林系系主任和森林专修科及林业干部训练班主任。
1952年—1978年,任北京林学院教授,先后兼任过教务长、副教务长、函授部主任,系主任。
1982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
殷良弼先生主要论著
1殷良弼.拱热式炭灶之制炭干试验.中华农学会报,1921(24):34—41.
2殷良弼.中等林学大意.北京:中华书局,1923.
3殷良弼.林产制造学.北平大学农学院,1932.
4殷良弼.实用伐木运材及工程.北京农业大学,1950.
5殷良弼等.中国森林利用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60.
6殷良弼等.木材工业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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